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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环境马歇尔计划

作者:admin 来源:未知 更新日期:2018-08-19 浏览次数:

 现在,人类文明已发展得错综复杂,各不相同,蔓延全球,以致很难想见我们怎样才能作为一个整体协调一致地去应付全球环境危机。然而,情势恰恰在迫使我们这样去做。如果我们不能诚心诚意地把保护地球作为组织社会的新原则,人类文明是否还能继续都将成为疑问。

  情况已经一目了然。我们应该如何着手呢?怎样才能建立起切实有效的相互联系,把生活在截然不同环境中的人民团结在一起呢?怎样才能把截然对立的国家群体各自的力量凝聚在一起,持久不衰,在若干年内将这一新原则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变化—— 会影响到共同居住在这一星球上的人们生活的几乎方方面面的变化?

  我们希望拯救环境,但很难想象这种希望有现实的基础。这不仅因为我们对这项工作的迫切性缺乏广泛一致的共识,还因为直到现在我们还未曾在全球范围内一起解决过任何在困难程度上哪怕是接近这项工作的难题。即然如此,我们必须想办法开展这项共同的事业,因为我们所面临的危机归根结底是一个全球性的危机,只有在全球范围内才能解决。仅仅顾及到这项工作的这个或那个方面,或仅在世界的这一个或那一个地区努力实施一些方案,最终都会遭受挫折和失败,解决整个问题的决心也会被削弱。

  现在所需要的全球行动在历史上确实没有先例,但历史也确实为我们提供了至少一个团结协作的有力典范:马歇尔计划。在一次史无前例的杰出合作中,几个相对富有的国家和几个相对贫穷的国家在共同目标的推动下,联合起来重新组建了世界一个区域的全部国家,改变了这一区域的生活方式。马歇尔计划展示了一个宏伟的规划如何转化为有效的行动,回忆一下这项计划何以如此成功会很有益处。

  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欧洲被彻底毁坏,根本无法想象能够重新进行正常的经济活动。不久,1947年初春,苏联拒绝了美国提出的帮助德国恢复工业的计划。这使马歇尔将军和杜鲁门总统等人确信,苏联人是想从德国以及其它所有欧洲国家的全面经济灾难中获利。美国在经过数次商讨和研究后,提出了马歇尔计划的原型,正式名称为“欧洲复兴计划”。

  人们通常认为马歇尔计划是一项有胆略的计划,帮助西欧国家重建并壮大起来以防止共产主义的扩散。这种流行的看法在这一点上是正确的。但是,两位哈佛大学的教授,历史学家C.梅尔和S.霍夫曼强调的是这一计划的战略性。它主要着眼于欧洲无力将自己从其经济、政治和社会萧条中解救出来的结构性原因,集中解决障碍性问题,如受到破坏的基础设施,被水淹没的矿井,荒唐的贸易壁垒等。正是这些问题阻碍了每个国家挖掘其经济潜力。“欧洲复兴计划”是一个相当长期的计划,一项全面的努力,用以重新调整基本结构,而不只是一项应急计划或现在所说的“发展”计划。该计划的设计有意识地去改变所受援国的原动力,帮助它们形成一个健康的经济体制。A.哈里曼出色地运行了这一计划。

  历史学家们还注意到了马歇尔计划的区域性目标和旨在推动欧洲统一、形成集体行动的动机。实际上,该计划一开始就努力促进一个更大的政治框架——一个统一的欧洲——的形成。为此,它坚持要求这一地区所有国家在每一个行动上都要协调统一。最近建立的统一欧洲议会以及为建立与欧洲经济共同体平行的政治共同体所采取的引人注目的措施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马歇尔计划为此打下了基础。

  但是,最初开始具体实现统一欧洲的设想时,它看起来只是一个不太可能成真的计划,实现的可能性比仅只几年前柏林墙的倒塌还小得多。它的每一具体细节都不太可能实施,正像我们今天希冀在解决环境危机的问题上采取全球统一行动似乎不大可能一样。不管可能与否,我们现在迫切需要一个类似马歇尔计划的方案,或许可称为全球环境马歇尔计划。这一计划的规模和复杂性会远远超过原来的马歇尔计划。我们现在需要的计划应包括对发展中国家提供大规模的、长期的和目标明确的援助,为贫穷国家的持续经济发展设计并转让它们所需要的新技术,一项全球性的控制人口规划,以及工业国家对加快向保护环境的生活方式转变做出有约束力的承诺。

  尽管40年代后期的情况与今天的形势有巨大的差异,马歇尔计划在我们开始与今天面临的挑战做斗争时仍有巨大的榜样作用。例如,全球环境马歇尔计划必须像当初的马歇尔计划一样着眼于战略性目标,将重点放在能够消除妨碍当前全球经济健康发展的难题的行动和规划上。我们今天的系统排除了几乎整个非洲和很多的拉美国家,而新的全球经济却必须是一个完整系统,不能把一些地区整个撇下不管。举例说来,在一个整体系统中,富裕国家不应该不断地要求某些第三世界国家为旧的债务偿付巨额的利息。这些国家的人民已经为此承担了不堪忍受的重负,从而引发了不可控制的革命性冲突。马歇尔计划以尽可能宽阔的眼光看待欧洲的问题,制订了战略性措施来满足人们的需要,推动了持续性的经济发展。现在,我们必须在全球的范围内做到这一点。

  但是,战略性的思维如果不能成为人们的共识则毫无用处,而在这一点上马歇尔计划也对我们具有启发性。历史学家告诫我们,如果不是接受援助的欧洲国家都具有一个共同的意识形态,或者至少倾向于一套类似的主张和价值观的话,马歇尔计划当初就会失败。战后的欧洲选择民主与资本主义的强烈愿望使这一区域的经济得以融合。与此相似,就整个世界在基本的政治和经济原则上达成共识这一目标而言,我们已经比即便是三五年前都接近了很多。随着西方政治和经济原则在观念上取得了愈来愈明显的胜利,全球环境马歇尔计划也会变得愈加切实可行。我们可以说,世界上的大部分国家在近年中都做出了三项重要的决择。第一,民主体制是这一星球上的人们应该选择的政治体制;第二,经过调整的自由市场是应该选择的经济组织形式;第三,大多数的人们现已感觉到自己是一个真正的全球文明中的一分子。全球文明这一概念在本世纪中被提出过多次,但都夭折了,直到今天才最终在全世界深入人心。即使民主和资本主义遭到官方反对的那些国家看来也在缓慢地向我们的观念方向发展,至少在现今还未当权的年轻一代的头脑中是如此。

  当初制订马歇尔计划的另一个动机是人们深切地意识到轴心国专制制度结束后留下了危险的政治真空,若不积极推动民主与资本主义就可能会产生混乱。同样,共产主义观念失败(马歇尔计划为此起了重要作用)的余波留下了一个意识形态的真空。它导致两种可能:或者我们制订一个具有胆识的战略,促使全世界都出现民主体制和经过调整的自由市场,形成一个真正的全球体系;或者目睹愈来愈多的战乱,就如我们在柬埔寨、哥伦比亚、利比亚、黎巴嫩、扎伊尔和阿塞拜疆已经见到的那样。

  不过,马歇尔计划的成功有赖于战后欧洲的一些特殊情况,而这些因素在今日世界的很多地方并不存在。例如,欧洲国家在二战之前已形成了先进的经济体制,拥有大量的技术工人、原材料和共同的现代化经验。它们也无疑都具有区域合作的能力——尽管这一点在今天看来要更清楚一点,而当时德国与英国修好的前景看起来还遥遥无期。

  相比之下,涉及全球环境马歇尔计划的各个国家差距显然巨大无比。各种各样的政治实体处于完全不同的经济和政治发展阶段,还出现了“后民族国家”实体,如库尔德斯坦,巴尔干,厄立特里亚和克什米尔。事实上,很多人现在以生态标准而不是政治标准来划分自己。例如,“咸海地区”指所有遭受咸海生态灾害之苦的若干苏联共和国。“亚马逊人”指生活在世界最大热带雨林地区的若干国家居民。在那里,国境的划分常常不可识别,也没有意义。

  世界各个国家和民族的差异使欧洲的成功模式大为复杂化。即便如此,马歇尔计划的经验仍然可资借鉴:即在差异之中,为了促成向一个可持续社会的转化,制订计划应照顾各个地区,并为它们制订专门的战略。例如,东欧的地区特点就与非洲撒哈拉以南的萨赫勒地区截然不同,中美洲所面临的挑战与东南亚次大陆也截然不同。

  进步的阻力很多出于工业国家。实际上,全球环境马歇尔计划所面临的最大障碍之一是要求先进的经济国家必须实行根本性的转变。马歇尔计划要求的转变只限于接受该计划援助的国家。该计划的费用全部由美国支付。当然,美国在同一时期也经历了极大的变化,但却不是遵从外国的指令,也不是出于履行某条国际协议的义务。

  新的计划却要求所有富裕国家拨款,把保护环境的技术转给第三世界,帮助贫穷国家稳定人口,形成可持续经济进步的新模式。为此,富裕国家自己也要转变,而这种转变在某些方面要比第三世界还要痛苦,这正是因为现有的权力模式将被打乱。因此,转变会遭到强烈的反对。但我们能够而且必须实行这一转变——既在发达国家也在发展中国家。一旦着手,这一转变可能只有在全球协议的框架下进行。这些协议要求所有国家步调一致。为了计划的成功,这些协议必须是一项整体规划的一部分。它要规划出一个更加健康和平衡的全球文明模式,使第三世界融人整个世界之中。同样重要的是,发达国家必须心甘情愿地做出榜样。否则,第三世界国家就不大可能考虑要求它们做出的改变,即使做出这种改变能够得到相当大的援助。最后一点是,马歇尔计划在要求所有国家共同协作的同时也严格尊重各国的主权,所以,新的计划同样必须在强调世界不同地区和全球合作的同时,仔细认真地尊重各个民族国家的主权完整。

  这一点值得特别强调。只要提到涉及世界范围合作的计划,就会马上引起很多人,特别是保守主义者的注意。这些人一直把这类用语与提倡世界政府这一类超国家政权等同视之。实际上,有些赞同全球共同努力的人倾向于认为我们不可避免地要有某种超国家政权。但是,这种想法在政治上和实践上都行不通。在政治上,问题显而易见:它会引起强烈的反对,致使我们在讨论计划的基本目标时陷入僵局——特别是在美国,因为我们美国人特别强调保护个人自由。我们在某种世界政府中的代表即使拥有部分主权,也可能会危及到我们的权利。这种恐惧会将计划扼杀在襁褓之中。实践上的麻烦可以这样来表述:世界政府应该是什么样子才能强迫每个国家采取保护环境的政策呢?行政管理就会是非常棘手的问题。至少,政府的缺乏效率常会随着政权所在地与受其影响的个人之间地理距离的拉大而更加恶化。而且,考虑到将受这个全球政治实体管理的一些政府的混乱状态,不管这个政治实体是什么样子,它都会产生始料不及的副作用和综合症,会与计划的基本目标发生冲突。建立世界政府的想法,正如D.帕克谈到一本她不喜欢的书时所说的,“不应被轻描淡写地撇弃,应该再用力踩它一脚。”

  但是,如果世界政府既不可行,也非我们所愿,那么我们怎样才能共同努力拯救环境呢?只有一个办法:我们必须签订国际协定,在全球范围约束我们的行为。尽管这些协定既包括鼓励,也包括对违约行为进行有法律效力的惩罚,但签订这些协定仍要以自愿为基础。

  世界上最大的超国家组织——联合国确实应该起作用,尽管我对它能起多大作用持怀疑态度。具体来讲,联合国为了帮助监督一个全球协定的实行,可以考虑成立一个管理理事会来解决与全球环境有关的问题,就像现今的安全理事会负责战争与和平问题一样。随着环境危机的全貌逐步展现,这样一个论坛会越来越有用武之地,甚至会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机构。

  同样,我们也应该每年都举行一次环境最高级首脑会议,如同现在的经济最高级首脑会议一样,但后者很少有时间讨论环境问题。筹备制订全球环境马歇尔计划的会谈毕竟只能在最高领导级别上开始。与经济最高级首脑会谈不同的是,参加环境会谈的必须既有发达国家,也有发展中国家的首脑。

  在我们提议的任何全球协议中,最困难的问题是富裕国家与贫穷国家的关系问题。两个群体所承受的负担和义务必须仔细加以平衡。例如,如果某个协定对贫穷国家的影响更大,就应同时有一个对富裕国家影响更大的协定来加以平衡。在有关全球环境问题的早期讨论中,这种方式已自然而然地在形成。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是把拯救热带雨林的谈判与减少温室效应的谈判无形中联系在一起。热带雨林大都在贫穷国家,而燃油消耗造成温室效应则在富裕国家尤难解决。如果这些谈判能够成功,其结果就会使双方各有所得。

  全球环境马歇尔计划的设计还必须认识到很多国家都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每一个协定不仅要考虑到所涉及国家富裕程度上的差异,还要考虑到它们所处的不同政治、文化和经济发展阶段。这种差异对全球计划带给它们好处的国家来说很重要,对要为此做出赞助的国家也很重要。例如,赞助国彼此之间的合作和协调一致可能会是一项最困难的挑战。参加马歇尔计划的两个赞助国,美国和英国在战争期间建立了一种非常出色的亲密工作关系。这种关系成为两国在战后期间合作的楷模。当然,今日的美国绝不可能是全球复兴计划的唯一首要赞助国,也不能在重要问题上独自做主或只与一个最亲密的盟国一同做主。现在,经济资助必须同时出自日本和欧洲,以及富有的盛产石油国家。

  西方同盟遇到要花大钱的时候经常表现得滞缓无功。不过,在长期对抗共产主义的斗争中,它在军事、经济和政治合作方面积累了很成功的经验,而世界可以以它为榜样,就如在执行马歇尔计划时以美英的战时合作为楷模一样。恰巧,共产主义的崩溃使西方同盟丧失了共同的敌手,但这也使它能够解放自己的资源。这会为它创造理想的机会来为共同合作选择一个新的伟大目标。

  在我们筹备全球环境马歇尔计划之前,即使超级大国——美国、日本和欧洲——之间的合作也仍面临一系列的障碍。尽管日本拥有巨大的经济实力,但它一直不愿分担世界的政治领导责任,至今对这一责任视而不见。此外,欧洲将花很多年时间来解决走向统一所产生的各种棘手问题。这一挑战更由于东欧国家申请加入欧共体而愈为复杂。

  结果,倡议、创造、促成和领导这项工作的责任便不相称地落到了美国身上。然而,在90年代初期,我们领导世界的冲动经常看起来与40年代后期不可同日而语。越南战争的惨痛经验是造成这一结果的部分原因,领导世界的负担沉重不堪也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此外,与以前相比,我们在世界经济中的统治地位已不复存在,这自然使我们不愿承担巨大的负担。我们的高额财政赤字迫使我们不愿去考虑即使是最紧迫的工作。C.梅尔告诉我们,美国在1948年至1951年间每年为马歇尔计划支出的钱大约占我们国民生产总值的2%。今天,相同的百分比每年将几乎达到1000 亿美元(我们每年的非军事性对外援助约为150亿美元)。

  然而,马歇尔计划当年在国会受到了不分党派的热烈支持。没有多少人怀疑政府的干预非但不会损害欧洲的自由企业制度,而且还是帮助它健康运行的最有效方法。但是,我们今天的领导人看来对任何形式的干预都心怀畏惧。实际上,他们不愿在创立有效的环境战略中担任领导的根源在于他们担心真这样做的话,我们会不可避免地被迫以此为榜样来领导自己的国家,积极地促进改革,从而会扰乱他们所主张的那种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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